在職業(yè)生涯早期，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在肯尼亞待過很長一段時間，在那里，各種當地經濟運行的奇怪現象讓他震驚不已。對解決“佃農悖論”的追求，引領斯蒂格利茨發(fā)展了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后來他也憑借這一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回憶道：“我在肯尼亞度過的時光，對我信息經濟學思想的發(fā)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同樣，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在尼日利亞也觀察到了令人費解的行為。一家長期處于壟斷地位的鐵路公司，放任來自私人卡車司機的競爭問題進一步惡化。赫希曼認為，消費者的流失使這家國有企業(yè)得不到有價值的反饋。他對尼日利亞鐵路運輸的觀察，為他影響深遠的著作《退出、呼吁與忠誠》打下了基礎。

這些故事證明了能夠觀察到多種多樣的世界的價值。當公認的觀點直面陌生環(huán)境中的反常行為或結果，并且人們能充分考慮當地環(huán)境的多樣性時，社會科學就會向前發(fā)展。

這一觀點應該是無可爭議的。然而，從經濟學學科的組織方式來看，人們并不知道這一點。我最近接任國際經濟協會主席一職時，曾尋找有關經濟學出版物撰稿人地域多樣性的數據，但我發(fā)現全面而系統的證據少得驚人。現有的數據顯示，在排名前八的經濟期刊中，近90%的作者來自美國和西歐。這些出版物的編委會成員的情況也與之相似。

鑒于這些富裕國家的GDP僅占全球1/3左右，這種地域分布的高度集中不能完全用世界其他地區(qū)資源不足或教育和培訓投資減少來解釋。

事實上，一些近年來在經濟發(fā)展上取得巨大進步的國家，在頂級期刊中的代表性仍然嚴重不足。東亞的經濟產出占全球經濟產出的近1/3，但該地區(qū)的經濟學家在主要期刊上發(fā)表的文章占比不到5%。同樣，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版物所占的份額小之又小，甚至比這些地區(qū)在世界經濟中本就很低的占比還要低。

除資源和培訓外，能否加入行業(yè)網絡也是知識產生和傳播的關鍵。一項研究是否被認真對待，關鍵取決于作者是否上過恰當的學校、是否認識合適的人以及是否參加過正確的會議。在經濟學領域，相關的網絡便主要建立在北美和西歐。

這點上可以預見的反對意見是，當今許多主要的經濟學家都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確，在某些方面，經濟學已經變得更加國際化。在北美和西歐的主要經濟部門和研究網絡中，外國出生的研究人員的數量有所增加。作為一名18歲時初來美國的土耳其學生，我當然從這些網絡中受益不少。

發(fā)達經濟體的研究人員也越來越關注發(fā)展中國家，這反映出發(fā)展經濟學已成為該學科中一個更為突出的領域。例如，我在哈佛大學開設的發(fā)展經濟學碩士課程中，只有少數教職員工來自美國，其余的分別來自秘魯、委內瑞拉、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南非和喀麥隆。

但這些積極的發(fā)展，都不能完全取代在當地的知識和見識。在西方出生的外國經濟學家，通常會被由富裕國家的問題和擔憂主導的知識環(huán)境吸引。正如斯蒂格利茨和赫希曼的故事一樣，來訪的經濟學家接觸到的各種當地現實，仍然僅限于偶然和巧合。許多重要觀點都因為來自學術邊緣的研究人員、缺乏易于接受的聽眾而未被發(fā)現，想想它們吧。

經濟學目前正深刻地自我反省其性別和種族不平衡的問題。北美和西歐正多措并舉，以解決這些問題。但是，討論中基本沒有有關地域多樣性的問題。除非我們也解決了這一缺員問題，否則經濟學無法成為一門真正的全球性學科。

丹尼·羅德里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貿易直言：對健全世界經濟的思考》。本文已獲Project Syndicate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