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革命軍占領武昌城后，軍政府掛起象征十八省團結一致的十八星軍旗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慶親王奕劻的長子載振以鎮(zhèn)國將軍的身份出差，路過天津時，廣招歌妓陪酒，迷上了名伶楊翠喜。以直隸候補道充北洋陸軍統(tǒng)制的段芝貴看在眼里，出重金買下楊翠喜，待第二年春，奕劻在北京做壽時，將她帶進京獻給載振。

“巧合”的是，同年，東北建省改制，段芝貴升任黑龍江巡撫，從四品一躍為正二品。這明顯的不正常提拔被人注意，御史趙啟霖上書彈劾，將段芝貴購買楊翠喜贈于載振的事抖了出來，輿論大嘩。

這件事情背后并不簡單，有一說是，軍機大臣瞿鴻機、地方實力派岑春煊進行了運作，希望借此案打擊袁世凱和奕劻。民間輿論發(fā)酵，慈禧為難，勒令成立調查組徹查。

調查組下去一番調查，結論竟是全無此事，楊翠喜正在別人家服役。御史被呵斥，革去官職，朝廷并警告其他官員，不要“挾私參劾”，污蔑朝廷命官。對于仍為趙啟霖說情的請求，慈禧嚴辭回絕。

另一邊的載振卻心有不安，不好高調，自請辭職，暫避風頭。朝廷同意了其請求，但仍然對他的“才識穩(wěn)練”夸贊了一番，最后明示他安心等待日后再次啟用。瞿鴻機、岑春煊出師未捷，反噬自身，于當年相繼被罷。

這場發(fā)生在1907年，被稱為“丁未政潮”的風波，轟動一時，當時，“新政”已開始六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歸來不久，預備立憲也進入籌劃階段，但這一風波對義和團運動后權威大掃的皇室再次造成不好影響，加劇了時人對朝廷的失望。

朝廷的改良調門喊得高，雖意圖“紛更舊制”，于廢科舉、興學堂、練新軍、設諮議局等方面多有作為，但整體觀感和效果并不能令人滿意，在殷殷立憲期望中，皇族內閣出世，被看作朝廷緊抓權力愈急的丑態(tài)畢露。

民間日子也不好過，改革所需費用浩大，而朝廷欠款、借款日多，財政難以支持，攤派愈多，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得又厲害，貧富對立尖銳，社會情緒焦躁而憤怒。

社會各界對皇室和改革充斥著不信任，商界、學界、包括部分滿人、高官在內，不滿日盛，他們或寄希望于改良，或意圖革命，總歸是要變一變現(xiàn)狀的。1911年5月2日，長沙海關稅務司偉克非致總稅務司安格聯(lián)一封信，其中道：“毫無疑問，大多數(shù)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就說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們對于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p>

在這種氛圍下，社會情緒易燃易爆炸。1911年的5月，鐵路國有政策出臺，朝廷突然宣布原本民有的粵漢、川漢鐵路收歸國有，引起時人震驚，抨擊政策過于反復。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宋教仁撰文疾呼：“粵漢、川漢鐵路為民有、民業(yè)者已久，固亦清廷所特許者，縱或以其路線為一國樞干，理宜干涉，亦只應明定法令速其造路之期襄其營業(yè)之法已耳。借口政策而蹂躪人民已得權利，其與殺人越貨者何異？抑實施此國有政策時尤宜審量國家財政力量，茍不得良善之財源則亦不得貿然為之?！?/p>

由“保路運動”而起，爭權風暴開始向其他領域擴散，并彌漫至政治方向。而5個月后，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城頭響起的，在日后看來標志著辛亥革命開始的關鍵事件，似乎是“意料之外，事理之中”地推倒了王朝覆滅的多米諾骨牌，此后各省紛紛響應，不出三個月，改天換地，民國遂成。

學者蕭功秦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由漫不經心的改革的失敗所導致的不成熟的革命，不成熟的革命使中國陷入一盤散沙的狀態(tài)。草蛇灰線，辛亥革命的發(fā)生與意義是長程的，其影響波及久遠，以至于今。

如今，110年已逝，當年革命者所期許的目標，還沒有完全實現(xiàn)，后人檢討之，能看到的應當更多。

從理念到實踐，權力的再分配

辛亥革命與以往的改朝換代有著根本的不同，西風東漸，現(xiàn)代意識輸入，知識精英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朝廷觀念，萌生了國家意識、民權意識?！疤煜聻楣?。”變革由觀念引領，它期望一個平權、公正，符合民主、民族、民生訴求的現(xiàn)代文明中國。

理念走入實踐，實質上要引起權力關系的變化。改革中權力關系處理的恰當與否，直接關系秩序能否平穩(wěn)，也關乎理念如何落地。

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歷史，有兩類關系非常重要：中央-地方、外朝-內廷，前一類，是如何保持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控制，后一類，是最高權力如何維持自身的安全。這兩類關系決定了國家主要的制度安排和權力分配的方式。

唐毀于藩鎮(zhèn)做大，明失于宦官當政，有清一代，皇帝勤政，于前朝教訓多有注意，但清朝末年，權力格局和權力關系也不能不發(fā)生變化。

地方上，太平天國時期，督撫勢力崛起，并開始軍事化。從曾國藩開始，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袁世凱，國之重臣，無不是手握重兵的權臣。實權人物擁有軍隊以為自己權勢的依憑，中央實質上無力控制。

庚子事變時，兩廣、兩江、湖廣、閩浙在內的各省不愿對外開戰(zhàn)，拋開北京，從權行事，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大員與英國公使展開活動，醞釀東南互保，慈禧沖動下與十一國的宣戰(zhàn)，不過是一場只屬于北京的孤身之戰(zhàn)。

朝廷注意到此問題后，也著意收縮督撫權力，加強中央軍權，但地方督撫和新軍的關系脫離，一旦新軍反叛，督撫也無力回天。以學者李細珠的研究，各省新軍起義，像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廣西巡撫沈秉那樣轉向革命陣營的地方督撫是極少數(shù)，大多數(shù)督撫仍有效忠清廷之心，卻無控制新軍之力，無法鎮(zhèn)壓革命，最后自殺的自殺、被殺的被殺、去職的去職。

在朝廷，庚子事變后，中央的權力結構翻轉，漢人改革派與溫和派的力量被削弱打擊，一批年輕滿族親貴重新占據(jù)要職，但他們多盲目而無能，皇親貴胄中最關鍵的兩號人物，奕劻貪瀆、載灃遇事不決。溥儀在《我的前半生》寫：“我的弟弟曾聽母親說過，辛亥那年父親辭了攝政王位，從宮里一回來便對母親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親被他那副輕松神氣氣得痛哭一場?！比詢烧Z中，可窺這位監(jiān)國攝政王的形象。

當晚清的中興名臣李鴻章、張之洞、恭親王奕?等相繼老邁去世后，朝中更罕有能人干臣。以陳寅恪的觀察，同光年間朝臣中“清流士大夫，雖較清廉，然殊無才實，濁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實，然甚貪污”。丁未政潮后，“南岑北袁”之中的岑春煊失勢而離京養(yǎng)病，袁世凱入軍機，朝中除他，已看不到多少有作為的人。1911年5月8日成立的責任內閣，13名國務大臣中，滿族9人，皇族7人，被時人譏諷為“皇族內閣”，也是朝中無人的真實反映。

1908年，光緒和慈禧前后腳去世，載灃攝政，立馬將袁世凱開缺回籍，可他依然能安然釣魚。重新回來主持改革時，袁世凱于預備立憲非常用心，他擬撤銷軍機處，將內閣作為行政總機關，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左右副大臣兩人，各部尚書是內閣政務大臣參知政事。

張謇的親信劉厚生以為，袁世凱如此熱心預備立憲，最關切的，是想借改革官制的機會，重組決策集團，掌握用人權。責任內閣制由首相組閣，各部大臣由首相推薦，他們組成中央政府后，再改革各省官制，擁護慶親王做內閣總理，他自己做副總理，慶王老邁無能，用人之權實質上操之于袁世凱之手。

1911年11月1日，皇族內閣在起義聲中集體辭職，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已是當時能左右局勢的唯一關鍵人物。朝廷希望他與革命黨談判，革命黨寄希望于他終結清廷命數(shù)。

隆裕太后召見袁世凱時說，慶親王和其他臣工毫無主意，全交于袁內閣，務必保全她們母子性命，感激不盡。

革命黨這邊，元老們縱使知道袁不可信，仍不得不將希望寄托于他。黃興致函袁世凱，希望他做中國的華盛頓；宋教仁聲稱袁如能反正，“將來自可被舉為大總統(tǒng)”；孫中山也呼吁，如果能通過袁世凱實現(xiàn)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勝于用兵十萬”。11月30日各省代表聯(lián)合會在漢口英租界舉行，決定“虛臨時總統(tǒng)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

當時的局面是，權力重心落于袁世凱一人的身上，成長起來的新軍將領，在辛亥革命后成為地方都督，占到全國都督總數(shù)的一半，這些人，也只有袁世凱能協(xié)調控制。

可惜的是，在袁世凱生前，沒有推動形成一個相對平衡的政治架構，反倒不斷利用手腕，瓦解了憲政安排，集權于一身，重回帝制。當袁死后，再無權力重心，力的政治取代法的約束，軍閥割據(jù)局面的形成，在所難免。

自我反對的改革？

以學者羅志田的觀點來看，辛亥革命的發(fā)生，朝廷失信于人只是一方面，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在中國的小政府傳統(tǒng)下，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也沒有集全國之力，應對現(xiàn)代戰(zhàn)爭的動員能力，而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倫理也并不鼓勵國家與民爭利、對外多欲。

“追求富強”是個新理念，實則清廷所面臨的挑戰(zhàn)是結構性的，它是拖著幾千年農業(yè)文明的老邁臃腫之軀，對抗年輕的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又因為中國之大，各地一齊反應的難度很大，所以近代一直有地方自治的聲音，湖南也是率全國之先主張獨立自治，聲勢很強的地方。

模糊或者清醒中，清廷的改革舉措里很多面向現(xiàn)代化。在遺老眼中，清朝亡國有“三妖”：新軍、留學生、諮議局。直接促成清王朝覆滅的，也的確是武昌的新軍起義。從這個認識來說，清廷死于自己的改革之中。

1905年日俄戰(zhàn)爭，日本以一亞洲小國打敗了龐大的歐洲國家俄國，給時人極大震驚，檢討原因，不少人認為要害在于日本是立憲政體，所以清末以來的改革，宣稱以立憲為取向。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兩廣總督岑春煊上奏朝廷，提出在中央設立資政院（上院），變通督察院為國會（下院），另外，各省設立諮議局，作為官民合議機構。其后，袁世凱提出更完備的方案。

當諮議局真正要落地的時候，地方督撫多持觀望態(tài)度，揣摩朝廷意圖，立憲派活躍的地方，諮議局便有推進。諮議局第一屆會議時，浙江巡撫增韞對其贊譽有加，上奏稱“自開會以及閉會，其間秩序井然，實能共攄忠愛，以圖富強之基”，但后來和諮議局產生爭執(zhí)后，再次上奏已是另一種態(tài)度：“我國向無此制，議員胸中茫然，尚不知何者為應議之事?！睕]有公共討論的傳統(tǒng)，立憲的根便無從生長，需要時間培育。

立憲的問題沒有在清解決，也沒有在民國真正解決，宋教仁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其實，指望通過立憲來解決龐雜的社會問題、國際問題、經濟問題，也的確期許太多，它所能解決的問題本就是有限的，主要是權力的制約，至于民族自立、民生改善問題，以及其他現(xiàn)代國家生活所需要的制度，還有很多很多，其中一些，從清末就開始做了。

比如為建立全國性的財稅體制，清廷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內容包括：清查地方財政狀況，編制全國財政預算案，集中財權于中央；整頓舊稅，開征新稅，進行國地稅劃分的籌劃；設立銀行，改革幣制，建立近代審計制度等。這些改革內容，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屬首次，其財稅改革思路也延續(xù)到民國。

再如統(tǒng)一的全國性的、現(xiàn)代化軍隊。朝廷并沒有全國統(tǒng)一的軍事力量，雖然建立了四支艦隊，但相互之間彼此獨立，也沒有協(xié)調關系，甲午海戰(zhàn)，北洋獨力抗爭，南洋艦隊、廣東艦隊都守在自己的防衛(wèi)區(qū)，完全沒有支援的意思，所以有“甲午海戰(zhàn)是李鴻章一個人和日本打”的說法。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廢除武科舉，在北京成立練兵處，袁世凱掌握練兵處的實權，各省成立督練公所，領導各省編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zhèn)”就是最先成立的新軍。張之洞也在湖北編練新軍，招募洋管帶操練，派人出國學習，設立陸軍學堂，建成“湖北常備軍”，效果顯著。張之洞無不自豪地說：“湖北自丙申以后，即盡摒棄舊習，以西法練兵，故今日湖北陸軍，東、西人來觀者，皆言甲于各省?！?/p>

他們兩人練新軍成果突出，成為全國楷模，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清廷令河南、山東、山西選送軍官到直隸受訓，江蘇、安徽、江西、湖南選送軍官到湖北受訓。

至于新軍顛覆了王朝，自然是改革者所沒有預料的。由此觀之，國家、國民、統(tǒng)治集團其實不同，國家要強，國民要富，統(tǒng)治集團要安全，這三重邏輯并一定完全重合，改革的目標與改革的結果之間充滿沖突與意外，所指向的，更不一定是某個預期的實現(xiàn)。

皇族內閣的組建，很明顯是以皇權安全為目標的動作，但它反而招致了各界反感，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和皇權的顛覆；朝廷以富強為追求的現(xiàn)代化改革—“亡國三妖”，雖然斷送了王朝的命，但清廷覆滅后清皇室還得以善終，避免了中國歷史上反復出現(xiàn)的悲劇，也不能不說，是它從對自己的反對中，獲得了另一種生機。

《建黨偉業(yè)》劇照

妥協(xié)與讓步的B面

辛亥革命在根本上改變了政治制度，也是對絕對權力邏輯的一次更新的嘗試，同時沒有發(fā)生大的流血沖突，沒有造成以前改朝換代那樣的大動蕩和人口減少，這一點放在中國的歷史周期中來看，并不常見。

在中國的傳統(tǒng)帝制時代，最高權力的壟斷程度在世界范圍內較重，圍繞權力的斗爭也特別殘酷，為了爭奪帝位，皇室兄弟之間自相殘殺，前有晉代八王之亂，后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不勝枚舉；民間稍有可能，也不會踏實地坐以待斃，“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些想法在普通中國人那里沒有太大障礙。

改朝換代往往意味著生靈涂炭。按上海哲學社會科學“九五”規(guī)劃重點課題研究成果《中國人口史》的估算，西漢末年，王莽大亂，到東漢建立時，人口減少近三分之二；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三國紛爭，世局動蕩，“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人口又驟減一半以上；由隋末至唐初，人口再次減少一半；唐末安史之亂，人口又劇減近一半；宋元更替、明末農民起義、清末太平天國起義，人口無不大量減少。

辛亥革命做到了較為和平的權力更替，皇室也沒有受到戕害，已與現(xiàn)代文明觀念的輸入有莫大關系。后來進入軍閥時代，反袁、反復辟、直皖、直奉四次戰(zhàn)爭中，真的被指控為戰(zhàn)犯，加以逮捕追責的，并不多，因為都不愿對彼此下狠手。四川的軍閥間打仗時，甚至出現(xiàn)過兩支軍隊在川渝郊外激戰(zhàn)時，雙方軍官卻在同一張桌上打麻將，兩方的下級到桌子上來報告戰(zhàn)爭的情況。戰(zhàn)爭結束，勝利的一方還會保護戰(zhàn)敗的一方周全。

這場在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意義上都并不徹底的革命，少了些你死我活的爭奪，背后是大量的妥協(xié)。

辛亥革命（廣義上的）在早期，種族革命的號召是要強于政治革命的。同盟會的官方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但根據(jù)辛亥元老李書城的回憶，同盟會在宣傳革命時，只強調前兩句，而很少提后兩句。

陳天華的《猛回頭》，將中華禍亂追溯至異族進入，千年來漢族以眾受制于寡，是因為“不曉得種族主義”，既如此，他要喚回漢族意識：“于今這滿洲滅了我中國，難道說我們這些人就不想恢復了嗎？”鄒容的《革命軍》認為只有革命才是進化為文明強大國家的方法，而要擺脫弱小受奴役，需要“脫滿洲人之羈縛”。“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歷史舊事也被翻出宣傳。

顯然，要進行廣泛社會動員，需要借助最樸素的情感；以公理和文明相號召，現(xiàn)實的動員效果有限。所幸，辛亥革命在后來沒有滑入種族革命的深淵，而是以“五族共和”代替了“驅逐韃虜”，從文明的方面看是進步，從現(xiàn)實的方面來看，也與可以作為袁世凱內逼清帝退位、外向革命黨爭政權的談判籌碼，得以被保留有關。當民國成立后，孫中山發(fā)表對外宣言，于其中承諾了對滿人的保護條款。

錢穆先生于亂世中寫作《國史大綱》，滿懷感情地在序言中寫道：任何一國之國民，當需對本國歷史略有所知，所知后，必附隨一種對本國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既不會對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認定其一無是處，也不會抱持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自信我們已站在已往歷史的最高頂點。

如今回望，辛亥革命確留有各種遺憾，民國成立之后的幾十年里，立憲理想一直被權力政治扭曲，國家也深陷于國弱民貧的泥沼，又受到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傷害，但若對辛亥革命史和近代史略有所知，便不能不對時人抱有一種溫情的敬意，曾經的革命者沒有做到的，后人是不是還有當年的勇氣繼承之。

辛亥革命的功績之一，是將共和的觀念深深扎入中國社會，并且再也不能使中國人甘愿做奴隸，各種迎回皇帝的試探，從此無不失敗。從這一點來說，中國并不“古老”“頑固”，她善于接受變化，那么，在這片土地上升騰起來的，那些向善的、為公的希望，也就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