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山西，一群農民開著拖拉機奔馳在大路上，打出了“三中全會好”的標語

1976年“四人幫”的倒臺，只是“文革”的結束，而不是改革開放的開始。從“文革”結束到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有一個歷時兩年的撥亂反正的過程，并不容易。

“四人幫”雖然倒臺了，但長期以來僵化的教條仍舊束縛著人們的頭腦。當時有很多人只把“文革”的一切錯誤都歸之于林彪、“四人幫”，所以“兩個凡是”在黨內外都不乏同情者和支持者。

思想的破冰是社會變革的前導，可以說，沒有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沒有糾“左”的成功，就沒有后來的改革開放。

突破“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的具體內容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它源于1977年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

一方面，它是華國鋒等年輕代領導人“照過去方針辦”的政治宣言，本身引來了一批希望改變路線的黨內元老的不滿；另一方面，由于毛澤東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不同問題作出過不同程度的批示和決定，所以，以“兩個凡是”為標準，正或反，總能為支持自己和批判別人找到依據，難以指導具體實踐，常常引來種種爭論。

《人民日報》理論部的汪子嵩舉過一個例子，他們在具體的編輯工作中，對按勞分配產生了意見分歧，有些人認為如果實行按勞分配會產生兩極分化，產生資產階級，但在論證中，舉不出任何事實根據來證明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就引用毛澤東曾說過的一句“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和舊社會差不多”來作為論據。

不唯此例，當時對其他問題的爭論最后也會發(fā)生相同的情況。只要報紙上發(fā)表，糾正一個觀點，總有人以“毛主席說過”或者“毛主席不是這么說的”來反駁。這樣的討論，最后在說理上都變成了無效，淪為口水仗或權力較勁。

各個領域都遇到類似的問題，但其中人們最關切的，還是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從1950年代開始，運動接著運動，在歷次運動中，被以各種名目打擊迫害的人不計其數，歷史案件堆積如山。

毛澤東去世后，平反冤假錯案的潮流雖然開始涌動，但是解決的阻力不小，“兩個凡是”有很大的力量。毛澤東說過的話能不能作為依據？以什么標準來評判？

這些問題推進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回避，以“兩個凡是”作為標準顯然難以指導實踐、作出改變。這時候，迫切需要新的實踐指導標準。但是，如果黨內最高領導人依然堅持“兩個凡是”，就很難真的進行改變。

實際上，“兩個凡是”一拋出，一些黨內元老就首先感到了問題所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陳云、王震發(fā)言，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盡快讓鄧小平復出工作。這些發(fā)言沒有登會議簡報，但迅速傳出，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一個月后的4月10日，鄧小平給黨中央寫信表達自己的看法，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yè)，勝利地推向前進?！编囆∑竭€建議將他的這封信“轉發(fā)黨內”。

這封信寫得很巧妙，并沒有直接正面反對“兩個凡是”，所以不同意鄧小平復出的人也不好說什么，5月3日，中央轉發(fā)了鄧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見是正確的，但信中提出了“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說法，已經為反對“兩個凡是”埋下伏筆。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兩位中央同志談話時，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他說：“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p>

這時候，鄧小平已經認識到，既要突破“兩個凡是”，又要維護黨的根基，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當作一個科學的思想體系，而不是只言片語來看待。

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恢復鄧小平領導職務的決定，這是一個重要的關節(jié)點，為下一步的路線轉軌鋪墊了人事和組織基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頭版刊登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真理標準大討論

把實踐作為評判路線是非、理論是非、思想是非的標準，在黨內嚴肅地提出來，認真地進行討論，最早是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黨校開始的。在他的主持下，中央黨校實行“四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裝袋子，因此，學員沒有太多思想包袱，都很活躍。

胡耀邦的工作方法，是主張從理論上正本清源。1975年他主持中國科學院的工作時，辦《匯報提綱》，為了闡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觀點，就強調，“一定要找馬克思的原話，同他們斗”。

后來，他一手組織創(chuàng)建了黨內刊物《理論動態(tài)》，由它來讓真理標準問題試水?！独碚搫討B(tài)》第9期（1977年8月25日），發(fā)表了《理論工作必須恢復和發(fā)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文，直接提出了“實事求是”；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發(fā)表了邵華澤撰寫的《文風和認識路線》一文，提出“檢驗工作好壞、水平高低的標準是看實踐，還是看別的什么東西？”

對《理論動態(tài)》，新聞界也多有跟進，《人民日報》不僅轉載其中原文，1978年3月26日也發(fā)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為《標準只有一個》，提出“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文章并且區(qū)分了真理和檢驗真理標準的不同，指出不能把真理檢驗標準當作真理。

此后陸續(xù)引來討論，直至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報》發(fā)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起最大反響。

這場實際上由胡耀邦組織發(fā)起的討論，也在高層引起激烈爭論，領導干部中對該討論的“非毛化”指責不少，但由于鄧小平、陳云、譚震林、羅瑞卿等對此討論表示了支持，各省省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各大軍區(qū)司令、政委在政治態(tài)勢明朗后，也多表達了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支持態(tài)度。

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召開了一場為時不短的國務院理論工作務虛會，對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繼續(xù)深入討論。李先念在總結報告時說：當務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也要多方面的改變生產關系，改變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yè)企業(yè)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此后，這種突破意識形態(tài)教條封鎖，著眼于經濟建設和生產力提高的傾向逐步明顯。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對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充分肯定的基礎上，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推動國家經濟開放發(fā)展；二是實際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這一點，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得到體現。

這份為了避免重蹈蘇共二十大覆轍，醞釀起草了兩年之久的《決議》在基本肯定建國以來黨的路線和成就的前提下，也檢討了黨所發(fā)動的歷次運動中發(fā)生的錯誤，尤其是“文革”“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把“毛澤東晚年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區(qū)分開來，以“發(fā)展”取代“斗爭”，為改革預留試驗空間。

當然，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路線并沒有從一開始就得到順暢執(zhí)行，在地方也遇到一些阻礙。曾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的劉導生回憶說，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第四天特意被任命到北京，就任前，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找他談話，說北京受“左”的影響太深，故而派他去執(zhí)行新政策“是一項艱巨任務”。果然，他到任后就感到“氣氛頗為緊張”，不少在職干部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冷言冷語，一問三不知，“有些人對于自己以前緊跟‘四人幫’的那一套不認為錯了，只認為自己現在倒霉了”，有一些干部也先后調走。

除了北京，各地在推行三中全會政策時也遇到了不少阻力。據1979年7月4日的《文匯報》報道，在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座談會上，有人說流行著“三中全會損了旗，重點轉移離了線，解放思想出了格，發(fā)揚民主闖了禍”的說法；據同年5月30日《天津日報》的報道，有人認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是對他們過于優(yōu)待，平反冤假錯案是否定過去，為地、富摘帽是階級路線有問題，發(fā)揚民主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為此，后續(xù)在領導干部中又進行了真理標準討論的補課等工作，使干部和群眾進一步理解中央新的方針政策。

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會議公報

“兩貓論”

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的部署，此后的改革，從農村到城鎮(zhèn)，從非國有部門到國有部門，層層深入，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回顧歷史，實際上改革的歷程一直經歷不斷波動，尤其頭十年，左右搖擺，不確定性很大。雖然具體政策上多有反復，但在改革主導者鄧小平的心中，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fā)展上這一點不能移易，它的典型標志就是“兩貓論”的流行。

“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彼汀皩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脈相承，與“摸著石頭過河”異曲同工，都是為了擱置意識形態(tài)爭議，減少無謂的內耗，把精力聚焦到社會經濟發(fā)展上來。

其實，“兩貓論”的說法誕生很早。由于50年代人民公社化運動給農業(yè)生產造成的嚴重影響，黨內領導人曾討論過包產到戶的可能。在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時，鄧小平在會上就引用劉伯承經常講的四川話說：“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p>

會后，陳云和鄧子恢也向毛澤東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包產到戶”的辦法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以迅速恢復農業(yè)產量。只是這種聲音后來在“重提階級斗爭”，批判“復辟資本主義”的“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政治氣候下難以維持。

到了改革開放年代，“兩貓論”重新出世，鄧小平經常提到它，它也成為了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重要理論支撐。

在早期的每一次改革爭議中，比如，如何看待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如何看待利潤、價值規(guī)律問題；在每一個新生事物出生的當口，比如，鄉(xiāng)鎮(zhèn)私營企業(yè)的所有權和雇工問題、特區(qū)政策遇到爭議、金融市場出生，領導人那種提倡不爭論、大膽地試的態(tài)度都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終于，在1992年，它再次匯集為堅定改革開放的強音：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手段，與姓社姓資無關。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只要能夠發(fā)展生產力，都可以在實踐中使用。

這種智慧，今天依然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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