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急流險灘。

從國際環(huán)境來看，緊隨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是一戰(zhàn)后“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瓦解。世界進入秩序崩塌時代。

這種狀態(tài)，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導致其對中國的欺凌更加肆無忌憚，最終演變成全面的侵華戰(zhàn)爭。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外部環(huán)境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外患。

中國那段歷史的一個特點，是國際與國內因素之間的高關聯(lián)度。

無論是國共戰(zhàn)場上的“圍剿”與反“圍剿”，還是后來握手言和共同抗日，都與外部因素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而那段歷史另一個意義更為深遠的特點，是共產黨“政治上的成熟”，即從“共產國際中國支部”轉變?yōu)椤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黨。這樣的轉變，直接改變了后來中國的命運。

01

崩塌時代

回顧中國那段遭遇，繞不開世界大蕭條。不過，1929年發(fā)端于美國并蔓延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并不在于危機本身。

自鴉片戰(zhàn)爭被迫打開國門后，中國經濟就以邊緣、不平等的地位融入世界經濟。但由于當時中國經濟整體還很落后，在像金融體系這樣的制度設計上還沒有“對標”西方，卻反而因此幸運地躲過了經濟危機的直接沖擊。

1841年1月7日英軍進攻虎門外大角、沙角炮臺時，英艦尼米西斯號（NEMESIS）與清水師戰(zhàn)船展開炮戰(zhàn)（圖源：新華社）

那次危機，是通過金本位從美國傳到其他西方國家的，而當時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采用銀本位的大國，這客觀上成了阻擋沖擊的“防波堤”。所以，在西方國家哀鴻遍野時，中國并沒有出現(xiàn)股市崩盤、投資劇降、生產斷崖式下滑等典型的經濟危機現(xiàn)象。

但是，隨著主要工業(yè)國相繼放棄金本位，普遍采用貨幣大幅貶值來應對危機，大蕭條開始波及中國。

不僅如此，放棄金本位后國際市場上白銀需求的增加，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結果是匯率上升、出口下滑。中國經濟的“獨善其身”轉瞬即逝。

更為關鍵的是，銀本位堅持不下去了，客觀上增大了中國經濟的風險敞口，成為后來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中國財政、經濟依附于西方的重要原因。這種依附性，加上經濟的孱弱，導致國民黨政權的外交不可能做到獨立自主，更談不上維護國家利益。

《覺醒年代》劇照

大幅貶值貨幣和提高關稅，是當時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通行”的危機應對措施。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直接后果就是國際經濟秩序的崩塌?！敖⒃谝越鸨疚患吧唐泛唾Y本自由流通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已在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瓦解?！碑敃r的南京國民政府，剛收回了關稅自主權、開啟金融體系改革，在經濟治理上還立足未穩(wěn)。也就是說，中國經濟脆弱之時，遭遇了嚴重惡化的外部經濟環(huán)境。

但就中國的外部環(huán)境而言，更為兇險的還不在經濟層面。世界經濟的失序，催生了政治上的猜忌和對立。一戰(zhàn)后確立的，本來就脆弱的“國際協(xié)調”，在日本、德國這些秩序挑戰(zhàn)者的沖撞下，很快分崩離析。1933年日本、德國退出國聯(lián)，則給了名存實亡的“秩序”最后一擊，國際社會徹底淪為弱肉強食的叢林。而當時的中國，就是叢林中被犧牲、被“獵食”的對象。

對于中國來說，最能感受到秩序崩塌開始的，莫過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大蕭條并沒有直接沖擊中國經濟，但日本侵略并軍事占領東三省，使中國喪失了具有較強工業(yè)實力的區(qū)域。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日本又攻陷當時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熬乓话恕笔伦兦?，海外華僑的匯款與外商投資，曾是中國經濟穩(wěn)定和增長的重要因素。日本在中國燃起戰(zhàn)火，也是在向中國經濟生態(tài)圈里放火投毒。

“九一八”事變，日軍在沈陽外攘門上向中國軍隊進攻

“九一八”事變后，在中國的申訴下，國聯(lián)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盡管最終的報告里有大量安撫日本的內容，但日本仍將其視為一紙空文。國聯(lián)斡旋的失敗，無可爭議地體現(xiàn)了日本對國際權威的藐視。費正清把1932年3月偽滿洲國的成立，定性為一戰(zhàn)后國際關系的一個界標。事實上，中國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參照”。中國的不幸遭遇，就是國際秩序崩塌的先兆。

02

險象環(huán)生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開始著手財政、金融體系改革。這些改革對穩(wěn)定和促進經濟發(fā)展，起到了較為明顯的作用（1928年至1937年被稱為“黃金十年”，工業(yè)增長率年均8%以上）。中國經濟的增長與日益擴大的市場，對外部構成了較強的吸引力。1930年代，在中國競爭經濟利益的，主要是日本、英國和美國。但在秩序崩塌時代，這些競爭卻為中國埋下了禍根。

出于維護和擴大自身在華經濟利益的考慮，英美兩國都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改革給予了支持。尤其是美國，分別在1931年和1933年向中國提供了大筆借款。而“九一八”事變后，中日關系惡化，雙邊貿易大幅下滑。中國與英美的接近，讓日本產生了猜忌。但當時英國的外交重心在歐洲，美國尚未走出孤立主義，所以對日本以非經濟的方式攫取在華利益，兩國都保持“中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南京舉行規(guī)模浩大的示威游行（圖源：視覺中國）

1928年以后中國經濟連續(xù)高增長，尤其是1935年幣制改革的成功，讓日本產生了危機感。有學者認為，當時日本有這樣一種認識，“如果日本要繼續(xù)作為一個能生存下去的國家，唯一可行的辦法似乎就是大膽地將中國置于日本的徹底控制之下”。這樣一來，就形成了這樣的局面：英美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刺激”了日本，但為了各自的外交利益又不愿約束日本，客觀上把中國推向了獨自面對日本霸凌的窘境。

與英美相比，蘇聯(lián)在中國抗日中角色的特點是復雜且多變。對于“九一八”事變，莫斯科認為是日本進攻蘇聯(lián)的前奏。在日本發(fā)動軍事進攻占領東北期間，蘇聯(lián)一方面向遠東調動軍隊布防，另一方面又對日本侵略行為保持中立。當時蘇聯(lián)的外交重心在歐洲方向，中立顯然是為了避免刺激日本。根據史料記載，不僅戰(zhàn)敗后進入蘇聯(lián)境內的中國軍隊一律被繳械，“中共在東北的地下黨組織及其抗日武裝幾度主動出境聯(lián)系蘇軍要求援助，也都遭到拒絕”。

不僅如此，蘇聯(lián)還以犧牲中國利益討好日本。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不久，蘇聯(lián)就關閉了南京國民政府駐西伯利亞的領事館，同時允許偽滿洲國建立領事館。1933年，蘇聯(lián)還向日本提出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只不過遭到了日本的拒絕。也是在這一年，蘇聯(lián)開始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但這個談判，經歷了4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后才簽署。而在此期間（1935年），蘇聯(lián)還把中東鐵路賣給了偽滿洲國。

不過，1937年8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后，蘇聯(lián)隨即根據條約斷絕了與日本的貿易關系。而當時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都還與日本正常貿易。同年10月，蘇聯(lián)大量的貸款、軍事和物資援助，開始源源不斷進入中國。宋美齡曾說：“中國抗戰(zhàn)三年（1937年至1939年），來自蘇聯(lián)的援助，較自英美的總和還多數(shù)倍。”而且，那年12月開始，蘇聯(lián)派出700多人的航空志愿隊直接赴華參戰(zhàn)，其中有200多人在對日作戰(zhàn)中犧牲。

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蘇聯(lián)是唯一一個對中國抗戰(zhàn)給予了實質性支持的大國。當然，從蘇聯(lián)的角度看，援助中國也是為了能夠騰出手來應對潛在的德國威脅。1939年德國進攻波蘭后，蘇聯(lián)開始調整對日政策。1941年4月，蘇聯(lián)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這個條約的簽署意味著，蘇聯(lián)以國際條約的形式承認了偽滿洲國。蔣介石得知消息后在日記中寫道，“俄倭協(xié)定在事實上雖明知其不能為害我抗戰(zhàn)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則不可名狀！”

1940年的百團大戰(zhàn)，圖為百團大戰(zhàn)中，八路軍攻克淶源縣日軍據點東團堡

那時中國的對外關系中，還有一個相對低調但影響不小的國家，那就是德國。根據歷史資料，中德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占比，從1931年的4%上升到1937年的12%。1937年，德國是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那時德國發(fā)展對華關系，一方面是為了進口與擴軍備戰(zhàn)相關的礦產資源，另一方面是為了與蘇聯(lián)爭奪影響力，防止中國倒向蘇聯(lián)。

相比來說，蔣介石政權發(fā)展中德關系，熱情更高、目的性也更強，“以德為師”可以說是政治、經濟、軍事全方位的。但中德關系的熱絡，幾乎沒有轉化為中國的外交優(yōu)勢。德國戰(zhàn)爭機器開始橫掃歐洲后，為了拉攏日本牽制蘇聯(lián)，德國法西斯政權立刻拋棄蔣介石，轉而承認偽滿洲國。德國還曾以“斡旋者”的身份，對蔣介石政權威逼利誘，施壓其向日本妥協(xié)。

所以，在整個1930年代，中國幾乎是在大國沖突的夾縫中求生存。面對日本對中國的蠶食鯨吞，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依靠對象換了一波又一波，始終沒有實現(xiàn)國家主權和民族的獨立。

03

成長蛻變

在那個秩序崩塌、險象環(huán)生的年代，有一股力量在頑強生長，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按照列寧政黨學說和組織原則，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政黨，中共在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都嚴格遵循“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這在客觀上導致了中共成立初期的“視野”，被局限在共產國際劃定的范圍內。而中共的蛻變，就是從轉向世界、立足本國現(xiàn)實開始。

蛻變的萌芽，在1929年中蘇關于中東鐵路糾紛中有所體現(xiàn)。那一年，東北易幟后的張學良，因收回中東鐵路權益與蘇聯(lián)發(fā)生沖突，最終演變成蘇聯(lián)軍隊與東北軍的軍事沖突（同江戰(zhàn)役）。在東北軍慘敗的情況下，共產國際要求中共發(fā)起“武裝保衛(wèi)蘇聯(lián)”的群眾運動。當時的中共中央響應后，陳獨秀致信批評這種做法，認為片面地擁護蘇聯(lián)“于我們不利”。

這是西安事變前夕的張學良（左）、楊虎城（資料照片）

陳獨秀的“不同聲音”暴露出一個現(xiàn)實問題，即中共應該如何看待本國、本民族利益與蘇聯(lián)領導的共產國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在“九一八”事變后更加突顯。1931年9月19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發(fā)表宣言，稱日本侵占東北，首先是為了進攻蘇聯(lián)（這與當時蘇聯(lián)的判斷完全一致），其次是為了掠奪中國。所以，當時中共的方針,是把“反蔣”放在“抗日”之前。

隨著日本對華侵略的擴大，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的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變化?！?934年7月，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第一次提出：在堅持‘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的旗幟下，還應該提出‘神圣的民族戰(zhàn)爭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的口號?！?935年中共發(fā)表的《八一宣言》，提出“為祖國生命而戰(zhàn)”“為民族生存而戰(zhàn)”“為國家獨立而戰(zhàn)”。

《八一宣言》

從口號、方針的變化可以看出，中共開始改變自身“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角色—事實上，要和國民黨爭奪民族命運的主導權，共產黨不可能不去“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從國共關系的角度說，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以及國共聯(lián)合抗日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中共的轉變。蔣介石政權反共的理念，可以說始終未變。費正清曾有這樣的評價，“蔣介石在美國的贊美者沒有注意到，他也變成了法西斯主義的信徒，而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則是一股影響未來的明顯浪潮”。

從政黨發(fā)展上看，雖然國共實現(xiàn)了第二次合作，但卻在朝著不同的方向走。中共轉變的方向，即是后來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毛澤東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說：“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xiàn)。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

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通過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具體環(huán)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边@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中國今后的命運其實已經在這里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