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民國出版的地圖上，是找不到西柏坡的。

滹沱河從五臺山流向太行山，順著地勢起伏一路奔涌向東，匯入海河。西柏坡村恰好分布在滹沱河沖破太行山口的北岸，一個馬蹄形的山灣里。

“太偏了”，任何一個希望親眼來這里看看的人都會在路途上發(fā)出如此感嘆。公車從平山縣城出發(fā)，繞著山路搖搖晃晃地爬上爬下，經(jīng)停數(shù)個村落，約一個小時后，終于抵達山腳下。

像西柏坡這樣的小村莊，光是平山縣就有六七百個，看似隱蔽、偏僻，平平無奇。

抗戰(zhàn)初期，聶榮臻率部發(fā)現(xiàn)了這里。他在回憶錄里描述，“當我們沖破敵人的最后一道封鎖線，走上東、西黃泥的大山，放眼望去—嘿！滹沱河兩岸的稻谷一片金黃，在微風中翻著波浪。我對他們說：‘你們看，這真是晉察冀邊區(qū)的烏克蘭啊?！?/p>

烏克蘭地理位置險要，自然條件優(yōu)越，素有“歐洲糧倉”之美稱。西柏坡一帶同樣如此，它毗鄰太行山，向東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歷史上曾是南北爭紛的古戰(zhàn)場；滹沱河沿岸的灘淤地，則是稻麥生長的天然良田，物產(chǎn)富足。

西柏坡航拍圖

再加之隱蔽性。臨近山區(qū)，西柏坡的房舍不像平原上的村落那樣集中，而是沿著山腳分布，“像敵機轟炸時緊急疏散開的士兵”。

在聶榮臻的建議下，1947年，劉少奇、朱德率領中央工委進入了西柏坡。1948年5月，毛澤東率黨中央機關、人民解放軍總部到達西柏坡。胡喬木回憶，那時，中央機關各部、委、局，加上警衛(wèi)部隊，分布在平山縣100多個村子，共有一萬多人。

從此，西柏坡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又一個圣地。

中國共產(chǎn)黨從這里走向北平去執(zhí)政，中國歷史從這里轉(zhuǎn)入新方向。

01

山村里的會議

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如果不是房舍門口紅色標志牌印著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這些建筑看起來和普通的北方民宅基本無二。平頂、木門，灰黃色的泥墻，樸素至極。

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

游客們操著天南海北的口音三兩成群地穿過院落，不少老人戴著五星帽，穿著舊軍裝，在與偉人故居合影時難掩激動與崇敬之情。

如今人們前來游覽的圣地，已不是當初農(nóng)村指揮所原址。1959年7月，為支持崗南水庫的修建，中共中央原址被淹沒在不遠處的浩渺煙波之中。1970年，在原址北部500米，海拔高于原址57米處，修復團隊還原重建了中共中央大院，除房舍外，還人工修筑出一個與原柏坡嶺相似的山頭。

當然，重建的舊址并不完全如舊。新修建的房舍內(nèi)里用上了鋼筋水泥土，一些普通的營房、廁所、豬圈也沒有復原。人們?nèi)缃窨吹降呐f址，比當年更加堅固、整潔。

大院里，七屆二中全會舊址是最受歡迎的參觀地之一。這棟建筑，當年是工委自己搭建起來的，房梁、門窗和打地基的青石板，都從附近山上就地取材，原本是大灶食堂，后被布置成會場。

七屆二中全會舊址

說是大院里面積最大的房子，實際上也不大，不過112平方米，對于當年65位參會者而言，想必不免覺得擁擠。

不僅是這個會場，整個大院都因為會議的籌備與召開變得緊張起來。

1949年3月1日，分散在東北、華北戰(zhàn)場的中央委員陸續(xù)到達西柏坡，對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楊尚昆而言，與久未謀面的親密戰(zhàn)友重逢自然喜悅，另一方面，這座僅有十幾間平房的院落從未如此繁忙擁擠，住房安排，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

朱德的臥室里住進了從東北趕來的王稼祥朱仲麗夫婦，辦公室和會客室也都住了人，朱德康克清夫婦二人只好在臥室另一側架起床板，湊合過夜。楊尚昆把自己的住房讓了出來，和其他工作人員去老鄉(xiāng)家擠著睡。

還有安全保衛(wèi)工作。勝利近在咫尺，但在百里之外，還有國民黨軍隊殘余活動。楊尚昆專門從東北野戰(zhàn)軍總部調(diào)來4門高射炮、2門高射機槍，設在西柏坡附近的山頭上，以應對可能出現(xiàn)的“空中打擊”。

終于到了那一天。3月5日，下午三點，代表們穿著粗布棉衣邁入會場。會務安排所用的物品，大多是從剛剛解放的石家莊運來的，主席臺桌子上平鋪著一張虎皮，是林彪帶來的東北野戰(zhàn)軍的戰(zhàn)利品。會議期間，毛澤東始終坐在這張鋪了虎皮的長條桌旁。

陳列于西柏坡紀念館的蠟像作品

靠近主席臺的會場前排，有四個沙發(fā)，分別是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的固定座位。后排的條凳、木椅則不固定位置，與會者來得早往前坐，來得晚往后坐，座位不夠，有的人自己從住處帶了椅子，散會后再搬回去。

“中國共產(chǎn)黨在經(jīng)歷28年奮斗之后，于建國前夕召開的這個會議，就像這小山村一樣的平凡、樸素?！?前西柏坡紀念館館長張志平如此記錄。

會前，發(fā)生了一個“小插曲”。

楊尚昆回憶，最初，會場正面懸掛著的是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畫像。毛澤東一步入會場，看見這畫像，便提出批評，說：“開會不要掛我們的像，這樣不好，應該掛馬、恩、列、斯的照片?！庇谑?，第二天掛上了四位國際偉人像，可大家議論紛紛，又將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像掛在兩旁，結果再次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這被轉(zhuǎn)化為會議成果之一。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七屆二中全會作出了六條規(guī)定：禁止給領導人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業(yè)的名字；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頌德現(xiàn)象。

毛澤東在會議報告中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nèi)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chǎn)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資產(chǎn)階級的捧場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p>

在報告最后，他鄭重地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p>

“兩個務必”，寥寥數(shù)語，表達出對即將誕生的新政權如何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在西柏坡土坯房里的共產(chǎn)黨人，已經(jīng)做好了準備，迎接新的考驗。

02

“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

毛澤東精通歷史，深諳“盛衰周期律”的歷史規(guī)律，從延安時期便開始思考這一難題。

當時，為反駁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對明朝滅亡的解讀，1944年3月19日，《新華日報》刊登了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郭沫若引經(jīng)據(jù)典，以詳實可考的歷史事實論證，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并非蔣書所述的“黨派傾軋”“流寇橫行”，而是明室的專制和政治的腐敗，最終官逼民反，讓外族得以乘虛而入。

毛澤東讀罷，非常重視此文，將其列為延安整風的文件之一，要求各解放區(qū)閱讀學習。

1949年3月23日，“進京趕考”的那天早上，毛澤東發(fā)出告誡：“我們絕不做李自成，我們都要考個好成績。”

進京趕考雕像群

從此之后，至少在建國之初的幾年，毛澤東多次提到“絕不做李自成”。1950年3月1日，訪問蘇聯(lián)結束回北京的路上，他對東北地區(qū)的干部談話時說：“這次我和恩來同志路過東北……發(fā)現(xiàn)浪費太大。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么豐盛干什么？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

歷史證明，毛澤東的憂慮確實發(fā)生了。進城執(zhí)政之后，一部分黨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腐化的速度超乎想象。

從建國之初的全國范圍內(nèi)的“三反”運動和打“虎”戰(zhàn)役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952年10月18日，中央批轉(zhuǎn)的《關于結束“三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中稱，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軍隊除外）參加“三反”運動總人數(shù)380萬6千余人，共查出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120萬3千余人，占總人數(shù)31.4%。其中，共產(chǎn)黨員19萬6千余人，占貪污總人數(shù)的16.3%。

其中，最為“著名”的當然就是劉青山、張子善大案。

劉、張的腐敗，同時暴露出當時“機關生產(chǎn)”的弊病。“機關生產(chǎn)”誕生于戰(zhàn)爭年代，在較為偏僻的根據(jù)地環(huán)境里，為支持長期戰(zhàn)爭，黨政軍組織普遍親自參與生產(chǎn)活動，以保證糧食、經(jīng)費的自給自足。建國初，財政周轉(zhuǎn)較為困難，它被作為一個過渡性對策延續(xù)下來。

1952年，原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公審大會

本意是為緩解財政壓力，適當改善機關干部生活。然而，在實踐中，“機關生產(chǎn)存在著嚴重的無政府狀態(tài)……不少已化為違法營私的‘防空洞’和鋪張浪費的‘擋箭牌’”。

在成為執(zhí)政黨、“坐天下”之后，“機關生產(chǎn)”的弊病也隨之放大。

劉青山、張子善被判處死刑之后一個月，政務院發(fā)布《關于統(tǒng)一處理機關生產(chǎn)的決定》，要求登記和清理所有機關生產(chǎn)，并將各級各部門、各單位累積的現(xiàn)金和物資全部歸公造冊。

這里同樣也有一個“插曲”。

在被捕前，劉青山曾以中國青年農(nóng)民代表的身份參加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會，《人民日報》作了報道。不久后，《人民日報》又刊登了他被處決的信息。當時，報社領導有所顧慮，向上請示，要不要將“青”寫作“清”，以掩人耳目。

毛澤東干脆地否定了這一提議：“不行！你這個三點水不能加。我們就是要向國內(nèi)外廣泛宣布，我們槍斃的這個劉青山，就是參加國際會議的那個劉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劉青山?！?/p>

1951年，毛澤東對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作重要批示

兩聲槍響，呼應著三年前在西柏坡村立下的誓言。

03

陌生工作多了起來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轉(zhuǎn)移到城市。

前方捷報頻頻傳來，如何接收城市、管理城市，如何讓城市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陌生工作”之一。

石家莊，成了城市管理的“試驗田”。

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解放，這是第一個被解放的較大城市，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第一個城市政權。

1947年，石家莊解放

原本預計需要2個月的石家莊戰(zhàn)役，僅僅持續(xù)了6天。勝利來得如此迅速，讓即將進入城市工作，但還沒有周全計劃的干部們措手不及。

接管者的匆忙與青澀，讓混亂不可抑止地在石家莊城里蔓延開來。

戰(zhàn)斗結束當天，城內(nèi)物資便遭各方搶奪。大興紡織廠的1642捆洋布，物資管理委員會只接收了560捆，其余被搶。皮棉2307包，棉紗1918包半，線毯42包，全被付之一炬。山西實物準備庫的270壇鹽酸，一部分被打碎，一部分被搶走，還有糧食、機械、煤炭，各中小工商戶的物資損失，難以數(shù)計。

一萬余來自周圍各解放區(qū)的采辦與搜集物資人員擁入石家莊，利用商民怕斗怕分的弱點，低價購買物資。《解放石家莊》一書中記載，“運輸隊人員拆走汽車輪子，工廠人員搬走機器或零件，機關商店人員搶購大批貨物?！?/p>

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下發(fā)《中央工委關于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jīng)驗》，其中就提到，鑒于收復張家口時的經(jīng)驗，這次進攻石家莊以前及攻入城市的過程中，訓令部隊及民兵的干部，注意保護機器、物資及一切建筑物，不準破壞，不準自由抓取物資，因此部隊進城的秩序是比較好的。

但這種訓令只有干部知道，而未向士兵進行教育，仍有不少士兵鼓動城市貧民去搬取物資。先是搬取公用物資，后來就搶劫私人財物，很久還不能停止，后來實行戒嚴、斷絕交通，并槍決了數(shù)人才停止下來。幸而機器未受破壞，重要倉庫保存。

農(nóng)村的反封建清算斗爭也延伸至城市里，令工商業(yè)戶恐慌不已。大部分店主與地主富農(nóng)有關聯(lián)，聽聞共產(chǎn)黨接管城市后，自覺大禍臨頭，于是紛紛出走藏匿。當時，全市2270戶商號，開門的僅893戶，繁華地段南大街的商號幾乎全部關門停業(yè)。

還有一些農(nóng)村出身的干部，對城市工人的理解存在偏差。任弼時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fā)言中就提到，農(nóng)村出身的干部認為，工人為敵人造槍炮，是幫助敵人打自己的。一些工人加入過國民黨，有的干部不加分析他們是否是被迫謀生而作此選擇，一竿子打死，甚至號召要“挖蔣根”，將工人都登記為國民黨。

眼見事態(tài)愈發(fā)混亂，12月7日，中共石家莊市委召開會議，傳達了劉少奇對石家莊工作的指示：“我們在城市不是打倒工商業(yè)，而是采取恢復與保護工商業(yè)的政策。”最初一個月的混亂，讓工作班子痛定思痛，吸取教訓。石家莊的新管理者們立即行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教育，明確保護與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的政策。其次，對貧苦群眾及工商業(yè)者反復進行政策宣傳，嚴禁任何人侵犯工商業(yè)的合法財產(chǎn)，廢除敵偽時期一切苛捐雜稅，穩(wěn)定住工商業(yè)者的情緒，鼓勵其正常經(jīng)營。

大興紗廠的雙福牌棉紗商標（圖源：搜狐）

以大興紗廠為例，它曾是個擁有近千名職工、有萬余枚紗錠的紡織大廠。石家莊解放初期，部分管理層人員害怕被清算，攜帶資產(chǎn)逃跑，機械廠房也遭敵機轟炸后損壞，一度無法繼續(xù)生產(chǎn)。石家莊政府接管紗廠后，堅決落實工商業(yè)政策，特意請回了逃跑人員，給予支持。

為糾正進城初期發(fā)生的“左”的錯誤，1948年4月，市委開展了第一次整風運動，其中規(guī)定了六條紀律，內(nèi)容十分詳盡具體：不白看戲；不明背著槍去公共場所；對花紅柳綠的男女裝束不干涉、不議論；對拉洋車的工人不準評論和瞪眼看；入城干部要和工人、市民廣交朋友；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經(jīng)過一年的建設，石家莊成為一座活躍忙碌的工商業(yè)城市。據(jù)1948年11月28日的《人民日報》報道，國民黨時期，石家莊工業(yè)725家，商業(yè)1571戶，而如今，工業(yè)已有1396家，商業(yè)2136戶。生活步入正軌，生產(chǎn)欣欣向榮。

石家莊車輛廠（圖源：搜狐）

中央工委總結了收復石家莊城市工作管理中的經(jīng)驗，這份經(jīng)驗，被后來的城市管理者們廣泛學習、借鑒。因此，之后的沈陽、北平、天津等等，“一個城市比一個城市接收得好”，“幾乎做到盡善盡美的程度”。

作為樣本的石家莊，還培養(yǎng)了一批富有實踐經(jīng)驗的城市工作干部。1948年至1949年2月，從石家莊調(diào)出的干部約144人，他們被輸送往不同城市，將石家莊的經(jīng)驗帶向全國各地。

如今，從石家莊市區(qū)前往西柏坡村，一個是“開國第一城”，一個是“最后的農(nóng)村指揮所”，大約需要花2個小時的車程。這短短的2小時是物理時間意義上的，但在黨的歷史上有著非同尋常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