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那幢比周圍建筑高一截的客家祠堂正面懸掛的兩顆黃澄澄的五角星，人們以朝圣的心情重走“紅都”時，便難以將眼前的建筑與蘇維埃政府聯(lián)系起來。

1931年10月，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曾陪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項英走遍了縣城，沒有找到能容納千人以上的場所。最后還是選定了鄧小平推薦的明代建筑。

一個月后，一個具有國家形態(tài)的中央政權成立時，用以昭告天下的地方就在這看似平平無奇的謝氏宗祠。

沒有過多花哨的裝飾，但高掛的紅軍赤色旗和主席臺兩側白底黑字條幅——“學習過去蘇維埃運動的經驗，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群眾工作”，將禮堂映得亮堂堂。參會的610名代表通過了蘇維埃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及紅軍問題等決議案后，發(fā)表了一份《對外宣言》。

他們鄭重其事地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這座位于贛閩省界要地的縣城同時被改名為瑞京，蘇維埃運動燃起的星星之火因此有了可以燎原的中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宗祠很快變成了隔板間——祠堂兩邊被木板隔成了15個房間，每個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成了臨時中央政府各部門辦公室。

最高行政機關就在這簡陋的環(huán)境下決議蘇區(qū)大事——這不是政黨式微的征兆，而是一個新興政權在南方山陵間的全盛時期。高唱《國際歌》，四處喊著中國革命的中央蘇區(qū)，成了被壓迫的邊緣人物的能量場，親身實踐從不可能到可能的革命理想。

01

定都

瑞金城三面環(huán)山，一條綿江呈N字形擁城入懷。好在山澗的溪谷沖積成平原，適合耕種，國民黨將領陳誠將瑞金評價為“種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

陳誠后來在個人回憶錄里給了段痛徹的總結，說江西遭受軍閥的摧殘，為各省之冠;贛南山鄉(xiāng)遼遠，人們的希望破滅，似乎毫無出頭之日。

“這種環(huán)境，是共黨最容易欺騙民眾的?！?/p>

這正是共產黨1920年代末摸清的路。1927年，國共合作失敗后，遭遇屠殺的人們悟出了槍桿子才能出政權。親身用滿腔熱血圍攻大城市失敗后，建立遍地的農村根據地漸為共識。

“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p>

今昔對比

1930年，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蓋利斯給出上述論斷，催促中共中央建立蘇區(qū)的中央政府。有朱毛的贛南成了共產國際大力推薦之地。

再細究下去，江西南部也是朱毛二人一定程度上非此不可的選擇——1929年，上了井岡山的紅軍為了打破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進軍贛南。贛州位于武夷山脈西側，東邊便是福建，兩省交界，乃國民黨力量薄弱之地。

“下山”后，劍走偏鋒的朱毛帶領的紅一方面軍將贛南、閩西連成一片赤色，紅軍人數(shù)從原先的3000擴大至3萬。兩塊根據地成為受共產國際認可的中央蘇區(qū)。

1930年10月，中共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提議后，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任務變得急迫。

籌備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一蘇大)的議程里，一直有一項懸而未決——開會的地點。在哪里開會，意味著定都在哪。據后人推斷，毛澤東一開始的打算是福建長汀。

福建長汀

1931年9月下旬，毛澤東、朱德等率紅一方面軍，打算分七天行程奔赴長汀，為軍隊籌糧籌款。

瑞金葉坪村，成了一路勞頓的軍隊休整之地。

在歷史的關鍵節(jié)點上，偉人的互動在后人看來總有不可思議之處。

毛鄧的第一次碰面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做秘書，協(xié)助周恩來等處理日常工作。是鄧小平在會議上記錄下毛澤東流傳甚廣的名言——“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沒在當時記住這位“無名小卒”，但在四年后的葉坪村，二人迎來了毛印象深刻的碰面。澳大利亞作家大衛(wèi)·古德曼在《鄧小平政治評傳》中寫道，鄧小平在中央蘇區(qū)的經歷，“這使他第一次有機會和毛澤東進行密切交往”。

9月28日，鄧小平在朱德、毛澤東面前介紹了瑞金近況。這次的報告有決定性意義——關于選都的判斷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

毛澤東、朱德、項英、王稼祥等重新將周圍七縣分析了一番，給了新的判斷。譬如，寧都縣城還被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占據；汀州雖好，地方偏了些......瑞金則在這些縣城的中心位置，四面都可顧及。

10月3日，一紙長電由蘇區(qū)中央局向上海黨中央發(fā)出。

信里的最后一段說:“紅軍目前急切須休息。又因11月7日開‘一蘇大會’，中央局不能遠離，遂于紅軍主力分布石城、長汀、于都、會昌四縣工作，總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揮?！?/p>

言下之意，首都定下了。

瑞金市委黨史辦副主任廖九平對南風窗記者表示，瑞金被選為首都，與所處的戰(zhàn)備位置、山區(qū)地形、當?shù)孛袂橛嘘P。但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1931年8月履新的縣委書記鄧小平在糾正肅清“社會民主黨”的錯誤后，給當?shù)卣?、民風帶來的積極轉變。

02

首任“京官”的鄧小平

人們愛用命運的安排來感慨偉人。

1931年8月才抵達瑞金的鄧小平，當上縣委書記充滿偶然。這同樣說明了，瑞金被選做紅都，在崢嶸的年代里充滿命運般的安排。

鄧小平由上海乘船，經廣東、福建，最初目的地是紅一方面軍總部。不過，由于沒法聯(lián)系上在興國縣全力進行第三次反圍剿的軍隊，在中共贛東特委書記謝唯俊的帶領下，于8月7日到達瑞金。

謝唯俊還拉上了剛到瑞金不久的霍步青，后者是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巡視員，一起會見鄧小平。

鄧小平到瑞金的第二天，霍步青給中央打了一份報告，憂心忡忡地說:“瑞金現(xiàn)已全縣(除少部分) 都成了赤色區(qū)，但目前黨及政權因打‘社會民主黨’打垮了。”

霍步清

后果是——“整個黨團600余人究竟剩下幾多人，簡直不能考查出來”，瑞金全縣“只有縣委三四人，區(qū)委支部書記都沒有了”。

肅反“社會民主黨”， 是閩西蘇區(qū)于1931年1月起發(fā)起的運動，原意是清 退革命陣營里的“敵對勢力”——擁護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分子。

時任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很吃這一套。他下令成批捕殺黨員，不少人因此蒙冤入獄。

鄧小平后來形容:“全縣群眾不滿，干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死氣沉沉?！?/p>

很快，為此憂心的鄧小平、謝唯俊、霍步青聚在了一起，加上剛從中央派往蘇區(qū)的余澤鴻及妻子吳靜熹，共同商議瑞金之路。

瑞金葉坪，中共一蘇大會址

在“與上級沒有聯(lián)系”的情況下，他們在五人小會上選擇鄧小平當縣委書記，為的是盡快穩(wěn)定局勢。

那一年，鄧小平27歲。蘇區(qū)肅反打“AB”團、“社會民主黨”運動正值高潮。

帶上金維映、余澤鴻深入瑞金城鄉(xiāng)，鄧小平用約一個月時間查清李添富亂肅“社會民主黨”的真相。掌握證據后，他召開縣、區(qū)、鄉(xiāng)三級主要干部大會，宣布撤銷李添富的職務。后者不久被槍決。

他還亮出三條“新政”——停止殺人;被懷疑為“社黨”人士一概不抓;釋放獄中無辜人士。

實施這些舉措時，鄧小平沒有接到來自中央的指示，卻敢于也善于組織力量對抗歇斯底里的“左傾”錯誤。瑞金也成功地以全新的面目被中央蘇區(qū)領導層選中。

03

用行動“投票”的百姓

漫步在4月的瑞金，發(fā)絲總會沾點玩意兒，柳絮、花籽、嫩葉。溢出來的生命力與老街上隨處可見的象征農民的鐮刀和共產黨的紅星標志交相輝映，仿佛提醒過路人，紅都還在迸發(fā)活力。

未到節(jié)假日，瑞金沙洲壩景區(qū)已經來了一波波從旅游大巴下來的游客。中央人民委員會及各部委自1933年初在此辦公，原先在葉坪村的辦公地點因曾被國民黨空襲而搬遷。

帶著導游的人，總被要求在一棵標志為有700年樹齡的古樹下駐足。古樟樹枝繁葉茂，三棵樹干在當?shù)厝搜劾铮闪嗣飨?、周恩來和朱德的化身?！八麄兌紡澫轮︻^，寓意低頭服務百姓。”

毛主席的稱謂正由瑞金年代說起。

1931年11月，毛澤東在一蘇大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瑞金葉坪，中共一蘇大會址

以主席身份與民互動的幾年里，作風清廉的毛澤東有了更深的感觸——“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他以國民黨在第五次“圍剿”中的“筑堡壘”戰(zhàn)術為例，寫道:“同志們，這果然是銅墻鐵壁嗎?一點也不是! 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

體恤百姓是蘇維埃政權的作風，相關佳話流傳至今。譬如毛澤東在沙洲壩為當?shù)厝彼迕裢诰阌辛巳鸾鹑嗣窠夥藕罅⑵鸬摹俺运煌诰恕钡募o念碑。

對群眾生活事無巨細的關心，自然贏得民意。但這依然難以解釋，為何在瑞金，紅色政權與底層百姓有天然相互吸引的磁場。

如果歷史重演，現(xiàn)在的人未必會做出當年的選擇。1933年，國民黨對蘇區(qū)實行經濟封鎖，讓瑞金等地鹽、布、西藥材緊缺，糧食等出口困難。經濟困難下，當?shù)貗D女提早春耕，爭取每人養(yǎng)活多一個紅軍。

“購買‘三八號’飛機送紅軍”，有墻上標語如此寫道。

瑞金紅軍村

福建長汀擴紅運動中，有婦女突擊隊直指男人的名字，“唱山歌鼓動他當紅軍”。

連國民黨都注意到了這樣的變化，認為有婦女“裝難民逃到我軍地區(qū)求夫，刺探我方消息”。于是指示:“不論官兵，不得在匪區(qū)結婚，并禁止士兵與婦女接談 ?！?/p>

當?shù)匕傩张c新興政權結合爆發(fā)的力量，讓國民黨找不到解釋邏輯，只能慨嘆“共匪”的“洗腦”能力。

但這里面的關鍵是，千百年來被忽略的底層民眾，究竟希望以何種面目示人。

土地革命是共產黨獲取民心的基礎。當然，即使平均分到土地，不同群體對中共的擁護程度也存在差別。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婦女、少兒、青年、中年、老年——這恰恰是相關群體權利、地位在紅色政權下變化后的體現(xiàn)。

比如，1931年一蘇大通過的《中華蘇維?；橐鰲l例》讓婦女享受到了婚姻自由?！稐l例》規(guī)定，在離婚問題上，實行“偏于保護女子，而把因離婚而起的義務和責任，多交給男子擔負”。

1934年在沙洲壩舉辦的二蘇大正式通過《婚姻法》。會上，面對有人提出降低婚齡的意見，毛澤東詼諧回應:“為了種族的與階級的利益，結婚年齡不應該低于男 20(歲)女 18(歲)以下，應該明白早婚是有極大害處的。同志們!要耐煩一下呵!”

瑞金沙洲壩，毛澤東曾在此居住、辦公

蘇區(qū)亦宣傳打破家長制度，家庭成員平等。少年為此傾慕，老年人卻不高興了。福建就有報告稱:“老年人痛恨赤匪，翼得真命天子出而恢復專制 ?！?/p>

蘇區(qū)民眾的心態(tài)與美國學者韓丁在《翻身》一書記錄的1940年代經歷土改的村民無異。韓丁在山西張莊調查的26個黨員中，談到入黨動機時，承認是“想爭取平等權利、言論自由的”有10人，占比最高。

蘇維埃革命為身處其中的人們提供的平等、身份和尊嚴，催生了孤注一擲地用行動“投票”的民眾。

04

死中求生

再回看僅存三年中央蘇區(qū)時期的“紅都”，一切都顯得寶貴。

無論是在葉坪還是沙洲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各級機關內堂，都掛著蘇維埃革命領袖的畫像——左手邊是領導十月革命的列寧，右邊是先驅馬克思。唱《國際歌》也是開會的一項議程——一蘇大的主席臺上，還懸掛了寫著密密麻麻歌詞的旗子。

但這些與當時的窮鄉(xiāng)僻壤，全是農民、土匪的贛南地帶，又多了幾分格格不入。

要克服這一點，紅軍隊伍想出來的辦法是——“劃一之口號標語以為宣傳”。

位于江西瑞金的紅中社電臺舊址

曾被紅軍扣留的英國傳教士薄復禮回憶:“這些人走到哪里總是打著一桶漆，凡是能寫字的地方、顯眼的地方，他們都寫大標語。”

白的、藍的、黃的，滿墻都是方塊字。

但在瑞金建立了一個能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的中央政權后，加強宣傳和教育的結合成為迫切需要。

1931年一蘇大通過的《憲法大綱》也指明:在可及的范圍內，“開始實施免費的普及教育”。中央教育部在1933年連發(fā)通知，提高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是戰(zhàn)斗任務。

被選為教育人民委員的瞿秋白，1934 年正式接到前往瑞金的通知。他便在依舊料峭的1月從上海出發(fā)，喬裝成醫(yī)生，途經香港、汕頭到達大埔青澳，然后步行入蘇區(qū)，前后花了約20天。

他此后在1935年被俘時寫的回憶錄提到，最近一年在“辦中央蘇區(qū)的教育”?！叭鸾?、興國 、寧都，這一代都是很落后的，譬如一張白紙?！彼谄渲袆?chuàng)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師范學校。

在當時，瞿秋白主管的教育部提供五年義務教育，其中以普及小學教育為主。經費有限，只能用民間財力辦教育。

重新打量共產黨后，蔣介石也說，中共是“死中求生，拼命犧牲努力!我們茍且偷安，得過且過，似乎是從生中避死?！?/span>

于是人們上課的黑板，可能是祠堂、廟宇的牌匾，而燈油粉筆，則由學生自帶。

清貧的教學環(huán)境不代表效果不佳。

國民黨收復蘇區(qū)時，每收復一縣，問兒童“階級斗爭”“無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意義，必能換來個“不假思索，對答如流 ”。而一般公民，無論男女老幼，已經不記民國的年月，僅知公歷。

而瞿秋白在就義前卻謙卑地說，對于工農群眾教育，自己“實在沒有相當?shù)闹R ， 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夠!”

瞿秋白

蔣介石也曾專門在國民黨黨內敲響警鐘:“匪區(qū)里面最緊張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 !”

蔣的反思，背景正是1930年代的中央蘇區(qū)，國共在“圍剿”與“反圍剿” 之間的拉鋸。

國民黨前面失敗了四次，開始加強對中共的研究。有國民黨的內部文獻強調:“事實告訴我們，認定江西的土匪與歷史上的土匪是一樣的容易消滅，這未免忽略了他的國際性和進步的伎倆。”

重新打量共產黨后，蔣介石也說，中共是“死中求生，拼命犧牲努力!我們茍且偷安，得過且過，似乎是從生中避死 ?！?/p>

他總結了“共匪”的幾分經驗，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圍剿”共產黨成了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zhàn)。

第五次“圍剿”比以往的四次力度都要大——國民黨有了內外加持的力量。

赤水戰(zhàn)斗遺址（來源：中共撫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

1934年10月，面對范圍逐漸縮小的中央蘇區(qū)，中央紅軍主力開始向西戰(zhàn)術轉移。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qū)司令員兼任政治委員，陳毅為中央辦事處主任，統(tǒng)一領導留守的紅軍和地方武裝。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紅軍在于都縣于都河以北集結完畢，向西長征。承載著蘇維埃共和國理想的瑞京，成了中央蘇區(qū)領導人和紅軍不能再回頭的一站。

面對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終結，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情報員李德給了個評價——“蔣介石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的經驗說明，在三十年代中期新的國際環(huán)境和民族狀況中，比較小的互相隔絕的蘇區(qū)是不能長期堅持下去的?！?/p>

不過，這位被譏諷為“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沒有看到的是，中央蘇區(qū)的“國家”經驗與期間迸發(fā)的生命力并未湮滅，里面實際上隱藏著中共領導革命成功的密碼。而看似已經命懸一線的中共革命，將在撤離中央蘇區(qū)后的長征路途上，迎來鳳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