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上海往事

要體味真正的海派街區(qū),也應當來到這一條淮海中路。

作者:南風窗高級記者 何焰 攝影 |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編輯 | 趙義 日期: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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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追溯上海的紅色歷史,應當去往淮海中路。

要體味真正的海派街區(qū),也應當來到這一條淮海中路。

不是南京東路,不是陸家嘴,而是這里?;春V新泛透浇啡翰攀抢仙虾H诵哪恐姓嬲摹笆兄行摹?。

而100年前的中國,同樣不是在十里洋場的英國租界地,也是在這里,一條淮海中路貫穿東西的法租界里,誕生了中國共產(chǎn)黨。

隱秘的大小巷弄、平凡的石庫門房子,藏著100年前的《新青年》編輯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社會主義共青團的誕生地,這三個對現(xiàn)代中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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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雜志全套影印版


這三處地址,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思想頭腦,曾在此間居住,陳獨秀、李漢俊、戴季陶、李達……而另一群即將閃耀的青年,毛澤東、劉少奇等,也因著青年的救國熱忱,匯聚到過此處。

在一片西式教會、醫(yī)院、學校、商店的建筑群中,這三處相隔不遠的石庫門民居,其實并不起眼。

但“作始也簡,將畢也巨”。1921年是一個時間節(jié)點,平均年齡28歲的15個青年,在這里召開了中共一大,此后,從石庫門走到天安門,這里成為了中國一切共產(chǎn)主義星火燎原的起點。


01

畫一張秘密地圖


陳獨秀住進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是一個偶然。

“世界文明發(fā)源地有二:

一是科學實驗室,一是監(jiān)獄。

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yōu)美的生活?!?/p>

(陳獨秀語)

要談論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絕對無法繞過的兩個人,一個是李大釗,第一個寫文章向讀者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人;另一個就是陳獨秀。

他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一個性格上開闊狂飆的學者、革命家。五四運動期間,他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游藝場五樓天臺上,從天紛紛灑下革命傳單,而被警察逮捕,監(jiān)禁98天。

陳獨秀成了“英雄”,全國矚目的思想明星,也成了北京警察廳一個“被記錄在案”的危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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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年代》中陳獨秀扮演者


之后,他再在北京行動就多有“不便”。

在1920年2月的又一次警察追捕風波后,陳獨秀答應章士釗、汪精衛(wèi)的邀請,離開政治中心北京,去風氣更寬松的廣州,籌辦西南大學。

卻在途經(jīng)上海休整時,收到一封章士釗的書信:“廣州的政潮突起,校址還是設在上海為宜?!?/p>

陳獨秀便不得不留在上海了。

老漁陽里2號,便是好友為陳獨秀尋得的住處。《新青年》編輯部,也順理成章地在這里落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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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100弄老漁陽里2號舊址


陳獨秀住下后,老漁陽里2號就熱鬧了。他是一塊“磁石”,吸引著朋友們來找他。

先是《覺悟》副刊的主編邵力子,總是坐著黃包車來。這位大忙人,是“上海灘著名的國民黨員”,卻滿心傾慕馬克思主義,曾在《覺悟》上發(fā)表文章說,“時代潮流中已有需要這個主義(社會主義)的征兆”。

邵力子不僅自己來,還帶著斜對門的鄰居李漢俊一起來。這位湖北潛江的青年,精通日、英、德、法四門外語,是當時中國最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之一。

李漢俊還是《星期評論》的三位編輯之一?!缎瞧谠u論》是當時全國發(fā)行量最大的評論媒體之一,高峰能達到十幾萬份。而且看名字就知道,它原本便是跟隨陳獨秀、李大釗《每周評論》的風潮而開辦起來的報刊。

李漢俊來了,《星期評論》的另外兩位編輯,戴季陶和沈玄廬的拜訪之日自然就不遠了。

再是張東蓀,《時事新報》的創(chuàng)辦人。

幾份當時在上海灘青年群體中最有影響力的報刊,“夢幻聯(lián)動”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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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星火初燃》,第一排右起:李達、李漢俊、陳獨秀,第二排右起毛澤東、陳望道、施存統(tǒng)、沈雁冰、俞秀松


以陳獨秀為中心,在漁陽里2號集結(jié)了越來越多向往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的陳望道,給《時事新報》長期投稿的沈雁冰(茅盾),《新青年》的新編輯李達,《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等。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共產(chǎn)國際從蘇俄派往中國的第一位“使者”,1920年4月造訪的維經(jīng)斯基。

恰如一味催化劑投入雙氧水中,“共產(chǎn)國際的使者”讓這一幢一樓一底的石庫門小房子更加熱鬧,加快了青年們“建立一個黨”的進程。

同年5月,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成立了黨的前期組織——共產(chǎn)主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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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起組成立》,展于上?!缎虑嗄辍肪庉嫴颗f址。左起:陳公培、俞秀松、陳獨秀、李漢俊、施存統(tǒng)


其中有人退卻了,更多的青年加入進來。

“秘密活動”往周邊的幾棟民宅,輻射開去。

先是新漁陽里6號,它正在淮海中路(當時叫霞飛路)側(cè)面的一個里弄里。

這一處石庫門房子,原本是《星期評論》編輯戴季陶的住處,離陳獨秀的漁陽里2號,穿街走巷不過3~5分鐘的路程。后來變成了維經(jīng)斯基的翻譯楊明齋的住處,成了一個辦會的場所。

在新漁陽里6號,這群年輕人建立起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又辦起了“外國語學社”。

一樓的客堂和廂房用來做教室,樓上則騰出來給學生們住宿?!巴鈬Z學社”搞得像模像樣。

校長是楊明齋,日文教師李達,法文教師李漢俊,英文老師是袁振英,俄文老師最多,王元齡和維經(jīng)斯基的妻子庫茲涅佐娃都可以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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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chǎn)黨》月刊在1920年11月7日創(chuàng)刊,由李達主編,為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的機關(guān)刊物,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份黨刊


但是,自1920年6月《每周評論》被迫關(guān)停之后,上海已經(jīng)釋放出了辦報環(huán)境收緊的信號。上海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成員們,朝著革命的方向走去,行事變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們雖然在《民國公報》上公開登出廣告“外國語學社招生”,請有志學習英、俄、日語的同學,前來報名學習。實際上,都是內(nèi)部推薦入學,不是上海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推薦,就是外地進步團體的介紹。

這里出過不少著名的學生,劉少奇、任弼時、任作民、柯慶施等人,都曾在這里學習過外語。

而原本的老漁陽里2號,也從1920年9月起,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

先是《新青年》雜志不一樣了,封面換成了一個地球上,一東一西兩只手的交握。

而就在這第8卷第1號《新青年》上,陳獨秀刊登了一篇重要文章《談政治》,標志著自己徹底轉(zhuǎn)向左派,成為一個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因此與老友胡適發(fā)生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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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卷第1號《新青年》


漁陽里2號,新成為了“青年們慕陳獨秀之名來上海的避難所,希望赴蘇俄的留學介紹所”。

與陳獨秀往來的朋友們,膚色、口音、年齡和打扮各有不同,好在上海租界給予了一絲政治和民俗上的掩護,外國人不顯得扎眼,警察們也稍有所顧忌。但他們?nèi)耘f在租界當局的監(jiān)控之中。

而最重要的一處活動新地址,是李漢俊的新住處,望志路106-108號李公館(如今為興業(yè)路76號)。

在那里,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

15位黨代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日本各地聚集來到這一處,從7月23日開始,一連開了數(shù)天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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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15位參會人員


直到31日夜,一位穿灰色竹布長衫的陌生人闖入,打斷了會議。

“他是密探!”年輕的黨代表們,十分警惕,逐一奔出后門,在黑夜中四散而去。

有人穿街走巷,回到漁陽里2號,有人去到借住的博文女校,有人回到漁陽里6號。

三四個住處,在子夜,勾連成一張隱秘的地圖,就在這群青年的腳下,被密密地走過。

“壯麗和憂傷”。

這是中共一大的與會者,寫進《共產(chǎn)主義在中國》,形容那一時期同人心態(tài)的詞匯。

那一夜,沒有人逃跑。

密探離開之后,青年們又重聚起來,再商后事,“把大會挪到附近的小城嘉興去開”。


02

人物譜系一角


2021,建黨百年。初春三月,絡繹有重走這三處紅色地標的人來到上海黃浦區(qū)。

尤其是興業(yè)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它雖然正在為7月的紀念日緊密裝修中,閉門謝客數(shù)月,卻仍有一批又一批不明情況的到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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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盧灣區(qū)興業(yè)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圖源:視覺中國)


盤旋不走的人中,白發(fā)花花的居多,口音各異。有人只是神情平靜地站著,不愿立即離開,有人緩緩走向這一棟青磚做底、紅磚點綴的二層石庫門房子,在施工圍欄前留下合影。

中共一大會址正對面,是新天地時尚購物廣場。一街之隔,對面日新月異,代表著上海的商業(yè)潮流和市民社會的前端,這里,永遠沉淀著一份不變的記憶,記錄著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15人,平均年齡28歲。

其實,1921年全國共產(chǎn)黨員已有50多人,這些人或多或少都與陳獨秀,與《新青年》,與漁陽里,有著關(guān)聯(l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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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陽里舊址


周恩來在19歲時,在去往日本留學的船上,讀到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號,一見如故?!俺科鹱x《新青年》,晚歸復讀之。對其中所持排孔、獨身、文學革命諸主義極端地贊同。”從此,他成為了《新青年》的忠實讀者,回國后與李大釗建立了聯(lián)系,后來又在法國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時,便已經(jīng)認識李大釗和陳獨秀。他在湖南組織辦報《湘江評論》,還辦“文化書社”,分發(fā)售閱《新青年》和《勞動界》。他曾在1920年5月到上海再次拜訪陳獨秀,“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guān)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chǎn)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陳獨秀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接受號召,在湖南組織成立了共產(chǎn)主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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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覺醒年代》劇照


1920年夏,董必武在武漢也收到了一封來信,寫信人是李漢俊。秋天,陳獨秀的老友,湖北人劉伯垂,到武漢和董必武會面,傳達了陳獨秀“在武漢建立組織”的意見。

武漢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成員之一,湖北黃岡的包惠僧,曾在1920年2月,揣著“崇敬者”的心情,利用記者的身份便利,在武漢采訪過陳獨秀。他們聊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反封建、婚姻自由。所以,當他受邀加入“組織”時,一口答應,沒有猶豫。

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法國,次第建立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秘密組織。星星之火,各地簇生。

“星火”之間,靠書信聯(liá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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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chǎn)黨早起組織分布圖


當時,上海的共產(chǎn)黨員沈雁冰(茅盾),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人員。他每個月都會收到幾封來自全國各地的書信,封面上寫著“沈雁冰先生轉(zhuǎn)鐘英小姐臺展”。

但茅盾,并不認識什么“鐘英小姐”其人,這是一組“地下黨員”的接頭密碼?!扮娪ⅰ保恰爸醒搿钡闹C音,這些都是各地黨組織寄來,借茅盾的工作便利,接頭轉(zhuǎn)交給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機關(guān)的書信。

書信之外,共產(chǎn)黨員們的另一個交流密碼,是外語。

1843年上海開埠以來,外國人增多,法租界洋涇浜里討生活的中國平民,也開始學會了基本的英文詞匯,與外國人進行簡單交流。而在其后數(shù)十年,尤其是新文化運動時期,語言作為知識、思想的橋梁,更是展現(xiàn)出它的必要性的魅力。

中國的第一批共產(chǎn)黨員們,大多有著留學背景,少數(shù)人甚至能夠精通三四國語言。外語,在上海特殊的租界地緣政治中,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留下了一絲交流的縫隙。

中國一大會議的參與者中,有一位荷蘭人馬林,他是維經(jīng)斯基回國之后,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第二位代表。中共黨員張國燾與馬林的溝通,就是依靠外語的掩護,經(jīng)常在繁華的“大世界”一間屋頂花園中,“大搖大擺”地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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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建黨偉業(yè)》劇照


但也只能在上海。當維經(jīng)斯基去往武漢卻匆匆返回,馬林在中共一大轉(zhuǎn)移去嘉興閉幕,自己卻留在上海租界時,便揭示了一個現(xiàn)狀:外國人的面貌,在租界普遍,在全國卻仍舊是太扎眼了。

“說中國共產(chǎn)黨只能誕生在上海,可能有點絕對化。但從一定意義上說,上海是當時最有可能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地的一個城市?!睂τ?00年前的思想首腦匯聚、上海工人運動情況、租界地緣政治的便利,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齊衛(wèi)平,如此解釋道。

以上,便是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以書信、以外語、以同人介紹、以馬克思主義信仰,以上海為地理圓心,所維系起來的人物譜系一角。


03

一大前后


中共一大的召開會場,其實非常“簡單”。

但是百歲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已然穩(wěn)是全球最大的執(zhí)政黨,中共一大,這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起點,便也被時光賦予了越來越大的象征性意義。

大會是在馬林的催促之下召集的,當時陳獨秀在廣州,李大釗在北京,都因為太忙沒有來參加,而只是派了代表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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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革命紀念館內(nèi)中共一大全體代表的雕塑(圖源:視覺中國)


前來的青年黨員們,各人收到了共產(chǎn)國際提供的100元路費,便先后來到上海。

他們喬裝成“北大暑期學習團”,托關(guān)系住在了博文女校的空宿舍里,等待中共一大的召開。

會址,就在李漢俊的家中。一樓餐廳的大桌騰開,桌子四周擺起一圈椅凳,12個黃色,4個紫色。黨代表之間沒有嚴格的坐席,先來的先坐,后來的后坐,圍在一起。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和另一人做記錄,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這一次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個章程即《中國共產(chǎn)黨綱領》,和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chǎn)黨目前政策》。

看一看他們從1921年7月23日起所討論爭議的內(nèi)容,便可知,這一群青年同人,不可謂不赤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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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建黨偉業(yè)》中的中共一大會議現(xiàn)場


——在共同討論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綱時,李漢俊主張說,應當去俄國和歐洲考察研究之后,再設定黨綱,“他認為目前中國共產(chǎn)黨最實際的做法是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待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可以加入議會,進行競選”。

當然,李漢俊的意見被大多數(shù)代表所否決,沒有付諸實踐。

如今再看,李漢俊的這一念頭是過于天真了。但當時他并無二心的救國熱忱,無我無私的情感,仍然真摯感人。

中共一大最后形成的章程和決議,帶有比較濃烈的激進色彩,比如“直接進行社會革命”,“徹底切斷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lián)系”,等等。

但仍舊是可理解的。

在日本學者石川禎浩《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史》一書中,如此評價:“在被催促而匆忙決定召開大會的中國共產(chǎn)黨方面,只好參考他們得到的歐美共產(chǎn)黨的文件,準備了大會文件草案,也就是那些按中國國情來看相當激進的文件。而這些文件,對于視共產(chǎn)主義運動為全世界共同運動的早期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來說,不僅不是激進綱領,肯定也沒有感到任何不合適。”

而7月31日夜,租界當局的搜查,為中共一大帶來了一個富有戲劇性的結(jié)尾。

大會臨時改變會址,去往李達夫人王會悟曾讀過書的嘉興,8月3日下午6點,在南湖一條畫舫上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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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興南湖,中共一大會址(圖源:視覺中國)


“共產(chǎn)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chǎn)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青年代表們,輕聲呼喊。

身旁,是為了掩人耳目,王會悟租來的兩副麻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