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結束疫情管控措施之后，歐美國家出現(xiàn)了一個顯著現(xiàn)象：城市中心的寫字樓空置率沒有隨著經濟復蘇而相應降低。這背后的原因是：經濟雖然恢復，但在家工作的風潮還在繼續(xù)。甚至有不少報道提及：一些寫字樓白領挑選工作時，會看看是否會每天都要坐班。于是為了爭搶人才，很多公司也把允許一周幾天遠程在家工作，當作員工福利和崗位賣點。

美國大報在2023年底刊登了一篇由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Nicholas Bloom撰寫的評論，其中提到，2023年美國大城市辦公室上班刷門卡的數(shù)據(jù)，只有2020年2月的一半。他繼而認為，在這樣的趨勢下，五天工作制和辦公室制度都將走到盡頭。

遠程/在家工作，的確是移動互聯(lián)網時代疊加疫情大流行帶給世界的巨大變化。不過，歐美國家的語境和中國并不盡然相同。當我們在微信或微博搜索遠程工作和在家工作，就會發(fā)現(xiàn)：彈出的結果是各種各樣的零工兼職—“可以在家工作，不用坐班就賺外快”。

帶著這個問題，我又問了做白領工作的朋友們：“疫情結束后工作環(huán)境有什么變化嗎？出現(xiàn)了遠程工作的潮流嗎？”只有在外企工作的朋友表示了肯定，而非外企的朋友們幾乎都答曰沒有?？磥?，討論得如火如荼的遠程工作概念，在中國職場中仍然像是某種高級特權。

這其實說明：是遠程工作還是來辦公室坐班，并不是簡單的管理、效率和資源配置問題，它更多也是職場生態(tài)、文化和上下級權力關系的體現(xiàn)。

我問還在大公司坐班的朋友：“為什么遠程工作在我們這兒不流行？”得到的回應是：也許是因為我們太卷了吧，沒有改變的動力。換句話說就是，因為我們競爭激烈，所以大家沒辦法說“我希望能夠有幾天不來上班”—哪怕這么做，其實有可能改善工作效率和質量也不成。

在已經開始習慣遠程工作的歐美社會中，也有類似的討論。一些人開始提出：遠程工作不一定是員工福利，也可能是特權和職場中的控制方式：一些公司讓人遠程工作只是為了節(jié)約成本，甚至方便隨時炒掉員工；還有一些公司發(fā)現(xiàn)，遠程工作有助于讓企業(yè)分化員工，阻止他們湊在一起爭取更多福利；還有人提出，遠程工作依舊是少數(shù)白領階層的特權，因為大多數(shù)實際的工作不可能在家完成。也有研究顯示：遠程工作雖然讓工作環(huán)境變得舒適，也省去了通勤時間，但很多人也發(fā)現(xiàn)自己的工作時間因此變長了。

我們大概可以想象：在未來，我們這兒也會有不少企業(yè)出于“降本增效”等等原因，削減在辦公室上的開支，允許更多員工遠程工作。但到那時，這種遠程工作安排的性質，就不是現(xiàn)在少有的特權和福利，而是另一種對員工權利的侵蝕了。

要說不坐班的好壞，身處零工經濟和平臺經濟的打工族可能更有發(fā)言權：自由、自主，但代價是常常24小時待機，疲于奔命；要說坐班的好壞，在大廠或體制內工作的可能體會更深：有辦公室福利，有單位的文娛設施，也有辦公室政治和無法拒絕的領導監(jiān)視與加班。在家工作好還是去辦公室好？不同管理者和不同崗位若只是著眼效率和個人發(fā)展，都會有不同見解。但人們在工作中遇到更多的問題，仍然是諸如通勤會否影響帶娃和照顧老人，強行打卡是否令人喘不過氣等等。遠程工作的話題仍然會回到這里：選擇在哪里工作，多久來一次辦公室，單位應該提供什么樣的工作場所，不應該是一件大家都有權利參與討論和決定的事情嗎？